大山深处是苗家——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

    贵州省西北部的六枝、织金、纳雍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生活着苗族的一个支系,这一苗族支系的妇女用一支木制长角以及亡故祖先的头发拌之以黑麻毛线束成巨大发髻,装束极为奇特,又被称为“长角苗”。目前,长角苗仅有4千多人,分住在林深雾浓、高山之巅的12个寨子里,极少与外人接触。这12个村寨是：六枝特区梭戛苗族彝族乡安柱村(上、下)安柱寨,高兴村陇戛寨、补空寨、小坝田寨、高兴寨；新华乡新寨村大湾新寨,双屯村新发寨；织金县阿弓镇长地村后寨,官寨村苗寨、小新寨,化董村化董寨,依中底寨。1996年底总人口4069人,996户,户均4．08人。几百年来他们相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1998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在此联合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您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吗?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发轫于法国的文化保护运动。197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首次推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结成了国际环境同盟。此后,这一概念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博物馆概念,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生态博物馆观念,是基于对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把原生性的活的文化变成了“僵死的记录”这一弊端的认识而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切尔·卡逊在他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用人类正在自我毁灭的大量事实,唤醒人们改善对自然的关系,推动了环境科学的发展。。1965年,英国教育家亚普提出了著名的“环境教育”观点,被各国所接受。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有100多个国家参加。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西欧和南欧约70座(集中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北欧约50座(集中于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约90座(集中于巴西和墨西哥)；北美洲约20座(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亚洲第一座。此后,在贵州又相继建立了花溪镇山村、黎平堂里和堂安四个生态博物馆。相信贵州这个文化千岛之省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建立更多的生态博物馆,使那些隐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更完整地延续下去。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二是文化。它将自然环境和长角苗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护在原生的环境之中,使这种文化能够正常地发展延续下去。在传统博物馆中,展品是僵死的、陈旧的,而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则不仅属于观光者、旅游者,更在其所属的社区人民不断参与不断使用不断创造性地延续和发展之下,成为活着的有生命的历史遗产。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为社区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文化内涵。当文化主体被置于生态博物馆概念下之后,他们便时时处在外来的眼光关注下,在不断地交流、对话和文化比较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播观念。生态博物馆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以文化生态的发展为目标。1997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王国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宋雅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的签字仪式。1998年10月31日,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
    生态博物馆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它将原本处于自生自长的、自然状态的、古老的本土文化一下子置入到全球现代文化生态保护的理念指导之下。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增强了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使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在梭戛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甚至人们的日常传统生活等等一系列文化因素都具有了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梭戛苗族社区的12个村寨均位于海拔1400—2200米的高山之上,面积120多平方千米。生态博物馆资料中心所在地陇戛寨就隐蔽在海拔1 600米以上的群山之中,从外面完全看不到村寨。村寨的后面是一片原始森林,对面山上,建有石头营盘。很显然,是出于战争的考虑而选定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寨址。根据当地老人们的口碑历史,并参考六枝方志,我们大体清理出长角苗300多年历史的脉络。大约在清代初年,平西王吴三桂奉命征剿水西彝族宣慰使安坤(在今黔西、大方一带),清军打败水西后,许多依附于安氏的苗族群众四处散逃。一部分人躲到织金、郎岱(今六枝郎岱镇)交界的密林深处,被称为“箐苗”。在战乱的；中击之下,“箐苗”不得不在森林中开辟新的生活。他们以木制长角为识别物,以期同族相识、异族相别。到了20世纪,“箐苗”逐渐聚居,形成了12个相当规模的村落。
    由于长角苗社区平均海拔在1 600米以上,整个地貌中万山似海,一年四季浓雾弥漫,平均气温在10～15~C左右。据陇戛的老人们说,这里曾经是一片原始森林,鸟兽成群,长角苗的男人们因此极善打猎。从苗族的历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从狩猎到山地粗放式游耕,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转为定居,以山地农耕为主的民族。从对长角苗的历史考察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
    长角苗至今仍保持着简单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族群中没有商人,大多数生产、生活用品靠自给自足。部分日常生活必需品,用自产的农副产品到集市交换,交易形式为各家拿了洋芋、包谷或鸡鸭去卖,然后买回盐和绣花所需的彩线、布料、胶鞋等。由于没有多余的产品,所以尚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贸易,也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意识,他们不善于讨价还价,也不懂得按市场需求制定自己的产品价格。社区赶甲子场,除12个寨子内部的场外,也赶其他汉族彝族所在的乡场,这是长角苗与外界交易交往的主要方式。近些年,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渗透到乡村,长角苗也开始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新鲜事物。例如梭戛乡场上如今有了录像厅,陇戛寨的青年们每逢赶场必在门口驻足观看,从中了解到许多新信息。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是,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开始走出山外去打工。
    长角苗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细胞,通过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紧密结合,构成村寨组织。村寨之间也是以婚姻与血缘为纽带,结合成一个内部亲缘关系十分紧密的内婚集团。尽管12个村寨分属于六枝特区和织金县两个行政县(区)、三个不同的乡镇,但家族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存在,把12个村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被割断。
    长角苗村寨有三种管理机制,它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又互为补充。一是寨主,二是寨老,三是鬼师。寨老是寨子里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是村寨的象征和精神领袖,总管村寨的大事,提出总体主意。寨主是村子里能办事,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精明能干者。他主要排解寨子内外的纠纷,协助寨老具体操办各种事务。鬼师是宗教领袖,可能是祖传或因其他神秘的事件自然形成,担负人与神、人与鬼之间的各种精神事务和宗教祭祀等方面的管理,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也行医看病,算命卜卦,是长角苗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家族中还有“家师”,他的作用与鬼师相似,但“管理”的范围有限,只担负家族内部的宗教事务。)这三位领袖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是村寨中的自然领袖,是在长期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其权威地位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形式,既不需要竞选,也不需要任命。村寨的管理方式也比较原始,但又十分公平。当地政府在村寨中也任命一名行政村长,以便与政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对外联络,对内传达。有些村寨的干部往往就是寨老或寨主,任命这些人做行政村长,容易得到寨民的认可,他们是村寨社会组织的灵魂。
    长角苗的风俗习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以婚嫁、丧葬、跳花坡等最为独特。虽然生活方式简单,而婚嫁丧葬等习俗活动却特别隆重繁复,礼节繁缛而神秘,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古老传统。
    每年正月的一整个月里,是长角苗谈情说爱的季节,12个寨子轮流跳花坡。年轻人这时候全都不回家,12个寨子轮流转着住、玩,恋爱方式自由随意。但婚嫁则需严格按规矩办,要经过媒人“说亲”,履行各种“求亲”程序,家长和寨老审查后“定亲”,婚礼进行时还要“打亲”。“打亲”是长角苗的一种独特而风趣的婚礼习俗。所谓“打亲”,就是在迎娶新娘时,由“媒人”带领新郎的迎亲队伍到新娘家,新娘家则由数十名手持麻秆的姑娘在门前摆成长蛇阵“欢迎”,“媒人”是首先接受“欢迎”仪式的,她(他)要独自在“欢迎”的“长蛇阵”
       中来回穿梭三趟,让手持麻秆的新娘家的姑娘们“痛打”一顿,表示“领罪”之后,才能被饶恕放行进入新娘家里；这还不够,进门之后“媒人”还得向新娘所有的亲人“赔小心”,说上一大堆好话,与此同时,她(他)还必须向新娘的亲人们敬酒三杯,而新娘的亲人则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数落她(他),要媒人保证姑娘结婚以后在男方家里生活幸福美满。直到三杯酒喝完,数落够了,新娘家的人才将新娘交付给媒人,随媒人出门；可怜那媒人的“罪”还没有受完,出门之后,这"媒人”还得再次从新娘家的姑娘们的“长蛇阵”来回穿越三次,再接受三次“痛打”,直到讨饶不已,女方家这才作罢,放迎娶新娘的队伍上路。“打亲”是从远古就传下来的习俗,必须要狠狠地打,而且寓意深远。长角苗认为,越是打得厉害,姑娘在男方家里就会得到好的待遇,这门亲事才能天长地久,永享幸福安康。
    葬仪是长角苗精神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个特别重视死亡的族群,每一次的死亡仪式,都是与他们远古祖先一次心灵的交流和沟通,是一次全族对于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复习。在无数次的演练中,民族记忆得以强化,群体意识得以巩固。通过关于死亡的仪式,在信仰的层面上,长角苗将逝去的远古祖先与现世的家庭、家族、族群支系凝固成紧密的一体,并借助于这种信仰和历史记忆,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得到完整保存。长角苗的丧葬仪式十分隆重,他们称之为“打戛”。意为老人成神,把老人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打戛”有极严格的规矩：死者必须是正常死亡,少年早逝者、暴病或遭祸殃而死者都不能进行这种仪式。如果死者是老年男性,长角苗12个寨子都必须来送礼哭丧志哀。长角苗素有生死相怜的传统,哪家有丧事,大家都会主动来坐夜(守灵)。哭丧的人数越多,表示死者的身份地位越高。坐夜时吹奏唢呐,跳芦笙舞,唱酒令歌,直到出丧。家家自愿送上一升包谷,姑妈娘舅家则送牛羊等牲畜,并由仪式总管在竹竿上刻画符号,结绳记事,记载礼品数量,以便日后还礼。鬼师根据死者的年龄、属相等选定方位。在山上搭起一座戛房,造型奇特而辉煌。据说,这戛房是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遮风避雨的。死者被抬到“戛房”中,12寨人都要来“绕戛”,唱丧歌,同时还要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与祖先共舞,持续整整一天一夜。“绕戛”仪式完毕之后,几个年轻小伙子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砍倒戛房,举行“开路”仪式,沿着祖先所在的路途将死者抬到山上去安葬。三日之后,还要举行灵魂告别人间的仪式,整个葬仪长达五至七天。一切都在鬼师的带领下,按部就班地进行,不得有丝毫马虎。仪式从头一天的傍晚开始,12寨的女人们轮流为死者唱丧歌,跳芦笙舞,杀牛宰羊,全体参加“打戛”的人分享掉这些牛羊肉,并喝掉上千斤的酒。据说这样一来,牛羊的灵魂就会跟随死去的老人到达另一个世界,让老人在那边生活富足。举行葬礼的村寨这几天家家都会敞开大门招待来自其他各寨的客人,整个葬礼仪式规模空前,犹如一次盛大欢聚的节日。如果您有幸碰上这样的仪式,一定会对长角苗特殊的文化习俗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长角苗的精神世界里,神鬼信仰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他们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特别敬畏山神和树神。这两类神是他们心目中最有神话力量的膜拜对象。陇戛人选定寨子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三株香樟树为神树,将它们视为本寨的保护神。每年的三月初要祭山、祭树,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生活平安、风调雨顺。仪式通由鬼师主持,他给寨民们算命、治病(做弥喇)、看风水,还主持祭山、祭树、驱鬼,是全寨的精神支柱,享有很高的威望。每年的三月初,第一个属龙日(赶龙场集市),是他们“祭箐”(祭神山、神树)的日子,所有男人(严禁女人和外人参加)无论远近,都必须回到寨里,参加仪式。祭箐时,寨民们推选出本寨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按苗族属相选一位属虎,一位属龙,一位属马,一位属牛的长者,在寨老或鬼师的主持下进行祭箐仪式。祭祀时,“虎”、“龙”、“马”、“牛”四位老人宰杀捉来的公鸡,让鸡血喷洒在树根上,再扯下一些鸡毛粘上鸡血贴在树干上,边贴边念道：“乞求神树年年一年,保护全寨平安,不许豺狼虎豹在箐头,让我们的子孙繁荣昌盛,五谷丰登!”念毕,生火烧水,将鸡煮熟,先祭神山,神树,再敬选进箐林的老人。寨老或鬼师把鸡肉分给参加仪式的男人们,一边分,一边祈福。这时,参加祭箐的男人们便尽情地吃鸡,痛快地喝酒。寨老或鬼师按传统习惯,把孩子们拢在一起,给他们讲祖辈传下来的故事,传承祖辈的习俗。祭祀结束后,“扫寨”就开始了,首先,在进出村寨的主要路口,用草绳拦住。属马的老人麻线拴着一只红公鸡的两翅拉着它在前面走,名叫“马拉鸡”；属龙的老人端着一碗酒走在中间,名叫“龙吐酒”；属虎的老人用簸箕抬着一些豆子或石子,名叫“虎踏火”；属牛的老人用一根草绳做鞭子,名叫“牛来丰”。同时挑选一名棒小伙子,扛着一棵刚砍下来的大竹叉,在寨老或鬼师的带领下,挨家户外“祛瘟灭灾”。每到一户,“马拉鸡”在其堂屋内行走一圈,“龙吐酒”进家喷一口酒,并大吼一声：“瘟疫病灾滚出去!”‘虎踏火”便从簸箕里抓一把豆子或石子丢在地上,说：“火实压下去。一牛来丰”挥鞭说：“五谷丰登。”在堂屋里绕圈结束灭灾祝福仪式,这里家中的主妇须把早已准备好的,从家中扫出的一袋“垃圾”出门挂在小伙子扛来的竹叉上带走。照上述方法逐户进行,走遍每户人家后,寨老或鬼师将红公鸡宰杀在寨边的三岔路口,把鸡血淋在从寨中各户外人家扫出的“垃圾”袋上,预示村寨中的瘟疫污垢已被驱出村寨拦在外面,最后把拦路的草绳连同“垃圾”一块点火烧尽。之后,全寨人及其小心、极其公平地分吃掉这些鸡肉,以示神灵已经附体保佑。整个仪式庄严神圣,耗时一天
    在长角苗的精神世界里,神鬼信仰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他们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特别敬畏山神和树神。这两类神是他们心目中最有神话力量的膜拜对象。陇戛人选定寨子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三株香樟树为神树,将它们视为本寨的保护神。每年的三月初要祭山、祭树,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生活平安、风调雨顺。仪式通由鬼师主持,他给寨民们算命、治病(做弥喇)、看风水,还主持祭山、祭树、驱鬼,是全寨的精神支柱,享有很高的威望。每年的三月初,第一个属龙日(赶龙场集市),是他们“祭箐”(祭神山、神树)的日子,所有男人(严禁女人和外人参加)无论远近,都必须回到寨里,参加仪式。祭箐时,寨民们推选出本寨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按苗族属相选一位属虎,一位属龙,一位属马,一位属牛的长者,在寨老或鬼师的主持下进行祭箐仪式。祭祀时,“虎”、“龙”、“马”、“牛”四位老人宰杀捉来的公鸡,让鸡血喷洒在树根上,再扯下一些鸡毛粘上鸡血贴在树干上,边贴边念道：“乞求神树年年一年,保护全寨平安,不许豺狼虎豹在箐头,让我们的子孙繁荣昌盛,五谷丰登!”念毕,生火烧水,将鸡煮熟,先祭神山,神树,再敬选进箐林的老人。寨老或鬼师把鸡肉分给参加仪式的男人们,一边分,一边祈福。这时,参加祭箐的男人们便尽情地吃鸡,痛快地喝酒。寨老或鬼师按传统习惯,把孩子们拢在一起,给他们讲祖辈传下来的故事,传承祖辈的习俗。祭祀结束后,“扫寨”就开始了,首先,在进出村寨的主要路口,用草绳拦住。属马的老人麻线拴着一只红公鸡的两翅拉着它在前面走,名叫“马拉鸡”；属龙的老人端着一碗酒走在中间,名叫“龙吐酒”；属虎的老人用簸箕抬着一些豆子或石子,名叫“虎踏火”；属牛的老人用一根草绳做鞭子,名叫“牛来丰”。同时挑选一名棒小伙子,扛着一棵刚砍下来的大竹叉,在寨老或鬼师的带领下,挨家户外“祛瘟灭灾”。每到一户,“马拉鸡”在其堂屋内行走一圈,“龙吐酒”进家喷一口酒,并大吼一声：“瘟疫病灾滚出去!”‘虎踏火”便从簸箕里抓一把豆子或石子丢在地上,说：“火实压下去。一牛来丰”挥鞭说：“五谷丰登。”在堂屋里绕圈结束灭灾祝福仪式,这里家中的主妇须把早已准备好的,从家中扫出的一袋“垃圾”出门挂在小伙子扛来的竹叉上带走。照上述方法逐户进行,走遍每户人家后,寨老或鬼师将红公鸡宰杀在寨边的三岔路口,把鸡血淋在从寨中各户外人家扫出的“垃圾”袋上,预示村寨中的瘟疫污垢已被驱出村寨拦在外面,最后把拦路的草绳连同“垃圾”一块点火烧尽。之后,全寨人及其小心、极其公平地分吃掉这些鸡肉,以示神灵已经附体保佑。整个仪式庄严神圣,耗时一天。
    除了自然信仰、祖先崇拜之外,长角苗还有许多生产禁忌、生活禁忌和生命禁忌等等。遇见一些特殊现象,往往视为不吉,如打破碗、遇见蛇、乌鸦叫、打雷等,都要想方设法避开或请鬼师“解除”。在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上,诸如出生、婚姻、死亡等,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祈求平安。
    音乐、舞蹈有独特的风格。音乐有民歌曲调、芦笙曲调、箫琴曲调和解唢呐调等,民歌又分为情歌、酒令歌、古歌等。乐器有芦笙、三眼箫、唢呐、口弦、木鼓、皮鼓等。长筒三眼箫是长角苗最有特色的乐器,用它吹奏的音乐,低沉徘徊,如泣如诉,大雾弥漫时听来,更是委婉犹如仙乐。长角苗的大芦笙声音低沉呜咽,宛如诉说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尽苦难,常用于祭祀葬礼活动。长角苗的芦笙乐器即使是吹奏欢快的曲调,也仍显得哀婉有余而高亢不足,不像其他苗族音乐那样短促明快长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长角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工艺技术,其中最有特点的是挑花、刺绣、蜡染、羊毛制品等。由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男女性别角色的分工,这些工艺技术,从种植到纺麻织布,到染色刺绣均在家庭内部,由女性来完成。长角苗的蜡染以天然植物为染料,质量甚高。长角苗妇女个个都是画蜡高手,绘制时不需打样,只凭头脑构思,手工绘画。所画直线、平行线、方块、圆形等图案规范而精巧,堪祢一绝。刺绣是女性从小就开始学习的课程,她们的聪明才智都倾注在其刺绣作品上。这些刺绣精品争奇斗艳,是长角苗的文化瑰宝。长角苗的服饰极有特色：女人上身着白底蓝绘蜡染素身短衣,下面是黑底嵌以红、白绣带的麻布百褶裙,身后是长几着地的挑花绣片,身前挂一块藏青色羊毛毡护兜,既挡风寒,又是女性装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长角苗的女人一年中需为自己做两套以上的衣裙。最复杂、最漂亮的是新娘装,姑娘从容不迫地从12—13岁开始,整件衣服都用刺绣,千针万线,色彩斑斓,耗时5～7年的时间,直到出嫁前才能完成,平时不穿,也不出售。男人们的服装是用家织细麻布,在领、袖口、口袋处均镶挑花刺绣花边的深蓝上衣和白色麻布裙裤组成。男式服装中最精美的是围在胸前的刺绣围腰,据说三年才能绣成一块
    长角苗的头饰是其装束中最为独特之处。他们一面保存着远古先民“髻首”(椎发)之俗,又发展出极为夸张的长角头饰：用近1米长的木制长角,以黑麻毛线掺上亡故祖先的头发缠绕于头顶,形成沉重而巨大的头饰,重者达5千克左右。以前男女均戴“长角”,现在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男子已不再戴,只有妇女仍持守着这一古老装束。关于长角标志的由来,说法不一。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有六种说法。其一,这支苗族先民迁居原始森林后,以狩猎为生,为了迷惑野兽,便仿照野鹿,在头上戴起了木角。其二,起初,人们用一根木棍别在头上,后随着审美观念的增长,逐渐演变成木制的新月状的“角”。其三,战乱时因兵匪只杀男人,不杀女性,于是为避杀身之祸,不分男女均在头上戴角盘发。其四,苗王战死后,苗族人在举行送别仪式时,把弓反插在脑后,誓为苗王报仇。以后,才改用木制长角取代兵器,并一代代传下来。其五,苗族向以牛为图腾,木角象征牛角,表示对先祖的敬意。其六,传说清朝时苗族曾经挑选一批苗族美女进京做宫女,但因生活和风俗等原因,没有得到皇上“恩宠”,返回故土后,带回了宫女中的梳妆习惯,他们把宫中的头饰和本民族的图腾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美丽的头饰。总之,在长角苗的服饰、头饰中,蕴藏着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民族习俗等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长角苗族群文化重要的信息源。盛装时的长角苗女人非常美丽,头顶巨大的束发,双手叠腰,迈步前先将胯部送出去,然后才缓缓地出脚。无数次她们从远处走来时,总是显得那样雍容非凡,使人疑心遇见了宫廷贵人。当她们以这种步伐背水时从来是滴水不漏,令人惊叹不已
    长角苗妇女独特的梳头过程。一般来说,从穿衣(一套有七件)开始。盘头、化妆完毕,整个过程需要近两个小时,今天只表演最精彩的一段——梳头。以前苗家姑娘梳头打扮是不许外人看的,这还是近年旅游发展了,苗家姑娘才答应给外人展示。我们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可以欣赏到“迎宾舞”、“芦笙舞”、“三眼箫”、“木叶吹奏”等节目。
    长角苗的民居以木结构草房和土墙草房为主要建筑形式,现在有少数人家盖了石头房屋。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有三间草房,在左手第一间设一常年不熄的火炉,做饭、取暖、煮蜡都靠这个火炉。它象征着这户主人家的生活红火。因此,全家人都保护这个火炉,使其常年不熄。此外,作为特殊用途的还有戛房,目口即灵房,是“打戛”期间停放灵柩的临时建筑,以及男女青年晚上晒月亮,谈情说爱的“姊妹棚”等。
    和苗族的其他支系一样,长角苗也没有文字,却有一种古老的刻竹记事的简单记数符号,按一定的规定刻于竹竿上,主要用于丧事时记录礼物礼金,现在只有寨老鬼师等少数人才能识别。
    长角苗的女人是他们文化传承的主体,她们一生坚守着长角苗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生儿育女,生产劳动还是画蜡绣花、跳花坡、唱歌跳舞……她们都是主角。她们也是自身文化的教育主体,从少年起就开始学习纺麻、织布、蜡染、刺绣等工艺,这是她们毕生从事、人人皆精的生活技能,日习夜做,从不止息。这一切都是长角苗女人生存的必须,也成为她们对自己的终极价值判断和生活信念。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又带来“文化保护”这一概念。于是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等多重复杂的任务,历史性地摆在了长角苗族群面前：首先他们要重新认识自身的世居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豪感；其次,在这一新的意识层面上实现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其三,通过“文化保护”来理解并最终实现族群的“现代化”。生态博物馆信息中心建在陇戛寨,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在第一次访问陇戛时问陇戛人,“你们知道你们有很多珍宝吗?”陇戛人反问道：“我们有什么珍宝啊?”杰斯特龙说：“你们那个纺车就是珍宝呀。”长角苗们都笑了,这种在他们看来十分平常的纺车,在世界上却是很稀有的。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大批旅游者的到来,为长角苗提供了外部世界的人对于他们的生活及其文化的看法,在外来观光者目光的注视下,长角苗逐渐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产生了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且正在成为自身文化最坚定的守护者。梭戛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当这个社区的人民了解到自己文化价值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文化的未来找出一条正确道路。社区人民已经或正在掌握使用生态博物馆这种工具来保护他们文化的独特性。相信有一天,长角苗文化将会在世界多元文化共融一体这一新的世纪蓝图中,异彩独放。
    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两大任务中,后者无疑对长角苗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而对于在21世纪中将继续处于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来说,打民族文化牌无疑能吸引大量客源,创造高额利润。生态博物馆在对外宣传解释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在无形中为旅游业做了免费广告。所有这一切,无不推动着长角苗族群迅速而急切地走向外部世界,也刺激着旅游经济向这些本土文化社区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行为与旅游业的开发手段之间,本土原生文化与外来异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必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中突与对撞。无论如何,现代经济观念、旅游业的发展等各种因素都会对当地社区文化产生影响。如何协调好民族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怎样才能使旅游业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是否能够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而且是可长久地、持续发展的方式?对于文化遗产的主人——长角苗社区的人民来说,遗产的保护能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利益?怎样才能使他们在生态博物馆的环境下,提高生活水平,改变现有经济状况?许多的疑问、焦虑、：中突迫使政府领导,社区人民,生态博物馆的管理者,旅游业的经营者,乃至各国文化生态保护者做出回答。生态博物馆作为出现在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新鲜事物,它的健康发展不仅对于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世界文化生态圈的建立以及人类未来的发展,都有着重大而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