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会址

    贵州有一座举世瞩目的城市——遵义,遵义因为一次著名的历史性会议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就是被誉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就在一座古老的建筑中举行,这就是“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原来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也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农村中建立起大小几十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连续四次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革命形势正在向前发展。这时,中央红军达到10万人,全国红军共30万人,全国中共党员也发展到约30万人。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的“左”倾情绪又发展起来。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使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100万军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其中以50万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彻底消灭红军。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被排斥,在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采取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英勇战斗一年,最后还是遭到失败,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0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一、二两个纵队及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 000余人,踏上了漫漫征途。
    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至11月下旬,在突破敌军湘江封锁线时,由于部队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迟缓,中央机关赶到渡口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的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固守渡口的红军为掩护部队渡江,付出了巨大牺牲。12月1日,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东岸而全部损失外,主力红军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红军和其他人员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在血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为阻截红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在绥宁、城步、武冈一线张网以待,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紧急关头,中央一些领导人于12月12日在湘西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议。14日,红军占领黔东南黎平县城o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2月底,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1月初,中央红军分三路在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等渡口突破国民党黔军乌江防线,北渡乌江,进抵遵义地域。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截的敌军,在遵义得到12天的休整。
    为了审查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总结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原国民党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私宅)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扩大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10人,共20人。这六位政治局委员是：
    博古(秦邦宪)(1907—1946．4．8),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为中央的总负责人。同年10月参加长征,是领导长征的“三人团”主要负责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首先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他对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并为其错误辩护。
    周恩来(1898．3．5～1976．1．8),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2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领导长征的“三人团”中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军事问题报告(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揭露不口批评。周恩来在会上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并说：“毛泽东是军事领导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张闻天(洛甫)(1900．8．30—1976．7．1),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
    毛泽东(1893．12．26—1976．9．9),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31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就长征以来存在的各种争论问题,特别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用红军粉碎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事实,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博古、李德背离了红军善打运动战的传统,实行的战略方针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尖锐地抨击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他说,如果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情况,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肯定要打败仗”。
    王稼祥(1906．8．15—1974．1．25),1931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首先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所作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明确提出今后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1886．12．1～1976．7．6),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博古等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李德,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丢掉了根据地。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出席会议的还有：陈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邓发、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伍修权。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三天讨论,一致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作最后决定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总责任人。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3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至此,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核心就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北渡长江的战略部署,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北进。这时,蒋介石调集100多个团,向红军合围过来,妄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阻止红军北上。
    1935年1月26日,红军经娄山关、桐梓等地,进抵习水县土城一带,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原定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暂缓北渡长江。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等地一渡赤水河。为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红军插入云南扎西(威信)待机歼敌。
    当红军转入扎西地区活动时,川、滇、黔敌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纷纷奔集而至,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再重入敌军薄弱的黔北地域。
    2月18、19两日,红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处二渡赤水河,部队兼程疾进。24日红军击溃黔军一部后,占领桐梓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5日红军又于娄山关下红花园与增援桐梓的敌人遭遇,当即将其击溃；残敌退守娄山关东侧的制高点——点金山,会合关口守敌,妄图凭险顽抗。红军进攻娄山关的部队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以正面攻击、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猛打猛攻,一举攻占黔北雄关娄山关,歼灭和击溃敌4个团。
    娄山关战斗结束后,红军挥戈南下,乘胜直追,于2月27日再 占遵义。次日,蒋介石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从乌江边赶来,企图夺回遵义城。红军与敌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歼其大部,敌军全线崩溃,仓皇南逃。红军分头跟踪追击,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四天之内,红军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的巨大威力。
    遵义战役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摆脱敌人,实现我军战略转移的目的,中央军委于3月4日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12日,在遵义县苟坝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蒋介石调动部队准备向红军夹击时,红军为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机动,向西推进,于3月16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红军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故作欲过长江姿态,吸引敌人向西北追击；而红军主力则出其不意地于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继而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再乘虚直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远远甩开了敌人,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部署。
    红军从四渡赤水河到巧渡金沙江,是战略转移中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这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指挥的结果,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由被动变主动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
    红军于5月下旬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又翻越五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跨过人迹罕至的数百里水草地……一年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经过11个省,天上每日有敌机侦察轰炸,地下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凭着必胜的信念,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终于在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自1935年1月到达遵义至3月底南渡乌江离开遵义,在遵义地域转战长达三个月之久,足迹遍及黔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此期间,党和红军遵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宗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在遵义,党中央批准建立了以林青为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林青兼任书记的中共遵义县委；党和红军领导创建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等40多个县、区、乡革命政权组织,创建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等30多支革命武装组织,创建了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30多个革命群团组织。组织起来的遵义人民群众,在红军的指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惩治地方反动势力等一系列斗争；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带路送信,抢救医治红军伤病员；黔北有四五千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兵员得到补充。红军游击队等革命武装组织辗转奔袭,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实施战略转移。红军辗转离开黔北后,敌人疯狂反扑,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为巩固苏区、游击区,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长达两三年之久。黔北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历史贡献。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这是朱德196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而写的一首诗：《遵义会议》。在这首诗里,朱德以崇敬的心情和自己的体验,热情颂扬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形象地指出只要我们的党有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前进,就一定能够克服形形色色的“左”、右倾错误,取得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关注着遵义的发展与进步。
    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这是他生前为革命旧址题写的惟一一幅。
   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1959年1月,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并到当年与敌人激战过的红花岗植树。
    1984年11月,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不口红军烈士纪念碑题字。
    1991年12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挥毫题写了毛泽东的著名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96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再次视察遵义。
    199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欣然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遵义视察工厂、企业。
    199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遵义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在一起。
    199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在遵义视察工作时,与老同志合影。
    199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遵义和工会干部合影。
    1995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遵义医学院视察。
    几十年来,遵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张照片,记载着遵义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从1935年到1998年,困苦已被换作辉煌。
    遵义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桐梓人”的发祥地,古称鳖国。战国时期成为夜郎国的旁小邑。秦统一中国后,始置郭苛县。汉初属郭苛郡。唐贞观十三年(639)改为播州,十六年(642)改称遵义。
    遵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末民初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自．1929年遵义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成立以来,人民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遵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